说起非洲女性的生活，你会想象出什么样的画面？早早被迫结婚的女孩，在家里带孩子，起早贪黑的做家务活，没有什么个人自由，还经常遭遇丈夫的家庭暴力？
你或许听说过沙漠之花华莉丝·迪里(Waris Dirie)，一位在东非国家索马里出生、被伦敦著名摄影师一眼相中而走上星途的邦女郎，在模特事业到达巅峰时选择淡出，转而投身公益事业，致力于消除一种带给她和许多女孩长久痛苦的习俗——女性割礼，又称女性生殖器切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也有很多和她一样的社会活动家与非政府组织在帮助这些地区的女孩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以华莉丝·迪里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沙漠之花”
但你也许不知道，离索马里不远的卢旺达，国土面积不及中国海南省大，却在2017年全球性别平等排名上与冰岛、挪威、芬兰和瑞典一同名列前五，远远超过排在49位的美国和100位的中国。卢旺达女性成员在议会中占比达到60%，而美国仅占19%。
当然，由于历史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生活在卢旺达的女性比美国的女性幸福，但这也足以体现非洲性别平等问题之复杂，情况之多样。尽管每个国家在性别平等上面临的挑战千差万别，贯穿始终的是这样一个争议：女性赋权作为一个外来概念，如何协调非洲本土文化与西方价值的冲突，又如何面对后殖民时期的多文化挑战？
近百年来的非洲女性运动史，都与非洲国家反抗西方殖民力量、争取独立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早期的非洲女性活动家多奋战在反殖民主义的前线。比如一战结束后，埃及女权运动领袖胡达·沙阿然易(Huda Sha'arawi)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反抗英国军队在埃及的统治。1923年，胡达创立了埃及女权联盟(Egyptian Feminist Union)，带领埃及女性争取国家独立的同时也要求性别平等，与此同时，在安哥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家，也有与胡达一样的女性领袖在为平等自由做抗争。
1919年，埃及发生反英国殖民主义革命
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非洲国家陆续独立，女性运动反对殖民主义与父权制度的双重目标也只剩下了后一重。此时非洲大陆的主题已经从“抗争”转变成“发展”，非洲女权思想也面临着许多竞争对手，以“反殖民主义”为口号打压女权运动的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奇(ChimamandaNgozi Adichie)就曾在演讲中提到，当她决定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时候，一位学者告诉她，女权主义是不符合非洲传统的，是需要警惕的“西方势力”。
这种传统文化论给致力于帮助非洲女性的律师、活动家以及社会组织的努力带来了不少阻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尤其在西非，尽管相比半个世纪前比例已有大幅度下降，一夫多妻制(polygyny)仍然常见。一夫多妻制把女性视作丈夫的财产，拥有越多妻子的男人社会地位越高，而女性并不能选择与多名男性结婚。同时，身处在一夫多妻制中的女性很少能掌控生育自主权，为了获得丈夫的喜爱，她们往往会处在竞争状态，也就意味着她们面临更高的孕产妇死亡率和艾滋病感染率，导致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
为了争取婚姻上的平等，位于乌干达的女权组织 MIFUMI 在2010年向乌干达宪法法庭上交了一份提案，要求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法庭回应说一夫多妻制受到宪法保护，因为它属于其文化、传统和宗教的一部分。
现已有四个妻子的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Zuma)也曾在娶第三个妻子时用“这是我们的文化”对西方媒体的质疑进行反击。“有的人总觉得他们的文化比其他文化都先进，这是我们当今世界的问题。” 祖玛这样回应批评他一夫多妻制的西方媒体。
南非总统祖玛和他的三位妻子
殖民记忆在非洲留下的，除了愈加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以外，还有复杂的法律体系，使维护女性权益的法律之路同样困难重重。曾被大英帝国占领的国家，比如加纳、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都拥有几套平行运作的法律体系：成文法(satutory law)、习惯法(customary law)及宗教法(religious law)。在成文法与习惯法的拉锯战中，尽管成文法里大多都包含性别平等的原则，在涉及女性权益的家庭法问题上却普遍把仲裁权留给了更为保守的习惯法，除非它被成文法推翻。正如乌干达女性活动家西尔维亚·塔曼勒(Sylvia Tamale)所说，“殖民者与非洲父权统治者联合起来，发展出一套死板的习惯法，并使其成为了统治女性的新秩序。”
于是，虽然成文法给了女性离婚的自由，在习惯法的约束下，常年经受家庭暴力的已婚女性，或是一夫多妻制中受压迫的妻子，很少有离婚的可能，因为婚内的暴力或强迫性行为，除非极端情况，都是被习惯法允许的。
面对历史遗留的阻力，非洲女性活动家的努力虽有一定成效，但依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推动法律改革方面，乌干达在1995年制定的新宪法规定，法律给予女性平等的保护、婚姻中男女平等，提高了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也让更多女性进入政界，参与政治决策。然而宪法的白纸黑字却依然无法保证女性权益不被打压，虽然宪法规定应该废除侵犯了个人尊严、财产或福祉的习俗、文化和传统，一些明显不公平的制度，如一夫多妻制却仍以“传统文化”为名得以保留。
这种微妙的矛盾在新兴的非洲民主国家中格外明显，一方面，来自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国际经济援助(foreign aid)都以性别平等为尺度衡量非洲民主国家，使得一些国家出于国际声誉考虑推行改善女性权益的政策，而非真正为本国女性利益着想；另一方面，反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民族自豪感与反殖民斗争一脉相承，而一夫多妻制、割礼、童婚等习俗，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合理，也被很多人当作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抵抗西方势力入侵的核心，保留这些习俗比解放女性更重要。
结语
非洲的女性运动史和非洲的民族独立与发展史像两股暗流，裹挟着流过历史长河，互相促进又互相消磨。这一片吸收了殖民宗主国法律、融合了本土习俗、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传统非洲宗教而孕育出独特社会构造与文化的土地，如何在保证女性的尊严、身心和财产都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协调多种文化群体的诉求？
非洲大陆上实现性别平等面临的挑战，是呼唤新秩序的双重挑战。让非洲女性实现自由与幸福的目标，不是一场文明击败愚昧的战役，而是在男性主导的制度之外探索新的社会形态，在西方中心的体系之外寻找更平衡的世界政治格局。至少，比起彻底禁止一夫多妻制，在尊重传统习俗的同时，找出它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并消除这些伤害，比如给女性一妻多夫的自由，才有可能找到实现性别平等的非洲答案。
文章来源：中南屋（周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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